云南大学老教授张维出生于1949年，是标准的新中国同龄人。他1978年2月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母校执教。除了做好本专业的教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地方文化史研究之外，张维教授一直坚持走在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这条道路上，至今已有40年。

立传40年来为云南文化史添砖加瓦

张维教授退休前已出版传记著作《李广田传》、《熊庆来传》、《楚图南传》、《袁嘉谷传》等。至今，已出版了23种专著，还有《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科技群英谱》等参著作品十余部，发表了学术论文及纪实文学作品一百四十余篇。2009年退休后依然笔耕不辍，退休后的十年间，出版了14部著作，目前还有4部专著已进入出版社的编辑出版流程，2019年内均可问世。除此之外，作为省文史研究馆的馆员，张维教授一直在为省、市的文化建设建言献策。他调研、撰写的《关于修复圆通山公园内“滇西抗日战争阵亡将士纪念碑”的建议》等多项“馆员建议”都被政府采纳实施。

“我写传记以云南名人为主，只要是在云南历史上，为云南的开发建设和文化、科技、经济等方面的发展作过贡献的知名人士，我都愿尽力逐渐去写。”多年来在立传方面的辛勤耕耘，也让张维教授得到了各方面的肯定。他曾先后荣获 “云南省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全国第三届优秀教育图书奖”、“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 “云南省文化精品工程奖”、“云南省老科协优秀老科技工作者”等多种荣誉。还受邀担任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曾应邀赴德国出席国际传记文学学会年会，作为云南省作家代表团成员访问日本、韩国，其传记文学业绩被列为专节写入《中国21世纪传记文学史》。

第一部传记历经波折方得以问世

张维教授的第一部传记是《李广田传》，这部传记可谓是几经波折才得以出版。1981年，还是本科生的张维准备毕业论文时决定写一部《李广田评传》，他利用寒假自费到北京调查访问，搜集资料。“我当时找北京同学借了一辆旧自行车，顶着刺骨的寒风，奔波在北京城内和清华、北大之间，走访了李广田老校长的亲属、友人、同窗、学生。”为了掌握翔实的资料，张维还查阅了许多旧报刊，从中探寻散见的李广田作品和活动史料。经过他的不懈努力，李广田一生的道路在他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

13万字的评传初稿在毕业前夕完成了，毕业后，在认真教书之余，张维又对初稿扩充修改，两年之后完成了27万字的第二稿，先后送过几家出版社。但遗憾的是，这种经济效益欠佳的学术著作哪怕不要稿费都难以出版。 1989年，云南大学出版社接受这一选题，这让他倍感振奋。当时出版社提了两点建议：一是改评传为传，二是压缩字数，张维采纳建议后又花了约一年时间改写，《李广田传》终于在1990年出版了。

初中时代萌生兴趣后立志成为传记作家

“说起对传记文学的兴趣，我应该是从初中时代便开始萌生了。”在初、高中的时候，张维读了《拿破仑传》、《居里夫人传》、《普希金传》等多部名人传记。尽管当时对这些作品的理解有限，但这些传主们的人生经历、思想历程、人格力量、事业成就等等，都在张维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断地读着名人传记，张维的心中也渐渐萌生了一个志向——以后要当一个传记文学作家，也要写出几部能影响世人、影响社会的传记文学作品。但动荡岁月的现实又让他觉得要想实现这个理想几乎是不可能的。好在成功考入云南大学后让一切有了转机，他终于有机会接受正规高等教育了，这意味着有了可以实现理想的基础。

在写名人传记的长期过程中，张维教授养成了不断学习各方面知识的好习惯，传主和众多被采访者的许多优良品质、丰厚学养和人生经验，也让他受益匪浅。他说：“为写《方成传》，在采访方老的时候，他有一句名言是‘养生就靠一个字——忙’。他八九十岁仍在一直勤奋写作，我也学着方老，乐观豁达地对待生活和工作，健康地活着，平淡地过着，开心地笑着，合理地忙着，忙得充实，忙得快乐，不轻易停下耕耘的脚步。”

《云南老年报》记者 朱景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