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袁嘉穀

教授袁嘉穀

我的曾祖父袁嘉穀是清末光绪年间（1903年）殿试经济特科状元，1923年东陆大学成立时被聘为教授，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既是状元又是教授的人。我周围的有些友人，他们希望我作为老人家的后人，作为一个云大人，能将老人家在东陆大学（云南大学）耕耘十多年的“东陆情”给大家作一个介绍，让大家知其人也知其事，进而多一些了解。文章于是便由此而成。

受聘东陆 为国求贤

1911年辛亥革命后，时任浙江布政使、提学使，有“小学台”之称的曾祖父毅然谢绝浙江士民父老的挽留，回到云南报效桑梓。他先后被推选为国会参议院议员、受聘国史馆编纂(专门编纂清史），云南省政府高级顾问，云南省图书馆副馆长、馆长等职。其实，老人家本想回滇后不再为官，只想静下心来考证和著述。尽管身不由己，难以推脱，但他仍按自己的意愿完成了《云南丛书》《滇绎》《卧雪堂诗集》《卧雪堂文集》等一批传世著作。在护国起义中，他摒弃前嫌，撰写了著名的《护国碑记》。作为清朝状元，他挺身反对帝制，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东陆大学一成立，作为一代名儒、状元的他即被校长董雨苍（董泽）首聘为国学教授（参见东陆大学聘请袁嘉穀为教授的聘书），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状元教授”，开始了他十五年的教授生涯，耕耘不止，直至逝世。

从前清状元投身“护国”、受聘大学教授、乐于奉献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事迹，足以看出他与时俱进，追求时代进步的可贵品质，这正是大家推崇他的原因之一。

图为东陆大学聘请袁嘉穀为教授的聘书。

东陆大学初办之时，学校投入需求过大，经费不足，曾祖父在得知这个情况后，便十分坚决地向董泽校长表示，为了支持学校，不收分文薪金，看到董校长略表疑惑的眼神，他当即表态：虽然不领薪金，但一定会尽心尽职，精心地培养学生。其实，培养学生，知识救国的想法，在他当年获经济特科状元的殿试卷《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中就已经形成了，如“始也，无人不范之于学，无事不精之于学”等。 他在日本考察学政，担任云南留日学生监督，在学部编辑教科书，在浙江保护进步学生、以提学使的身份大办各类学校、以布政使的身份来保证教育经费等表现，正是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董校长聘请他为东陆大学的教授，其实正合了他的心愿。这才有了他八年不领薪水，义务教书，还慷慨捐资千元给学校办学的令人钦佩的佳话。（直到1931年东陆大学成为省立公办大学后，学校经费有了改善，他才开始领取薪酬。）

图为东陆大学教授一览表。

曾祖父不领薪酬是为了支持办学，同时，为了巩固学校初办的地位、水平，他还广罗人才。比如，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回家乡丽江探亲路过昆明时，曾祖父得到消息，当即亲临拜访，并成功挽留其在东陆大学任教。之后正当他准备聘请原来在任图书编译局局长时的僚属王国维也到东陆大学任教时，不想却传来他自杀身亡的消息，曾祖父对此十分惋惜。

这便是曾祖父在东陆大学初办之时就表现出来的“东陆情”。

精心耕耘 乐育英才

作为一名大学教授，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辛勤授业和对学生的无私关爱为国家培养有用之才。在课堂上他以经学为主考据词章义理；因材施教， 让学生自选科目，并对其精心指教，随时征询学生的看法、意见。他曾说：“吾所出的课题，即使十年、二十年交卷，亦可也。”他要求学生多思考，多花时间查找资料，从容地做，力争做到最好。他不以快速学成的方法为然，认为那是误人子弟。由于他老人家德高望重、博学多识，讲课深入浅出、妙语连珠，故很受学生欢迎。他讲学不用教科书，自成一格。他满腹经纶，上下古今，旁征博引，举一反三，一开口就滔滔不绝，常道出一些独到的见解和锋锐的议论，将学生引入高深奥妙的学术殿堂，听者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如沐春风，获益匪浅。他对待学生不论何人，都谦逊以待，他经常与学生共同研讨问题，认真批改每一份作业，作业本上写满了评语。他喜欢教授学生诗赋，并将学生的佳作编辑成《东陆诗选》（三集）、《云南大学诗选》（一集），亲自作序。写得好的，他还用自己的钱购买名著作为奖励。《东陆诗选》三次再版，大受欢迎。

曾祖父每周授课三小时，颇受学生欢迎，工科、理科、外校学生、校外人士都纷纷赶来听讲，500多座位的至公堂内不够坐，就站在过道和窗外听。下课后不少人还不忍离去，围坐在草地上请教，有时一问就是三四个小时，时常忘了吃饭。在路上遇到学生提问，他也毫无架子，耐心解答。他还常常邀约学生到家中研究问题，并循循善诱、百问不厌。他说“放假不是乐，讲学才是乐”，假期中还勤于教学生诗作、书法，并利用假期召集石屏籍在昆学生，专门为他们讲课，并买了《经传释词》《古文疑义举例》等书送给他们，希望为家乡多培养一些人才，将来为国为乡出力。         

1923年，唐继尧将他在北门街的私第改为东陆图书馆，聘请曾祖父为馆长。当时入馆阅读，必须有入场券方可进入。为了方便东陆大学的学生学习，他发给他们“永久入场券”。他还多次呼吁学校增加藏书，并把他从日本带回的许多珍贵的图书捐了出来。他语重心长地对学生说：“书籍于学人，如商人之本钱。书不富，所获利益，亦无几矣。”他还将自己的著作成捆地带到学校，赠送给学生们，说：“人若不读书，焉能为一学人？吾最服朱子善读书，非二程子能及。”劝诫学生们要“敢言天下无难事，尽读人间有字书”。

袁嘉穀在东陆大学任教时题，自勉同时勉励学生勤奋读书。

1903年袁嘉穀考中经济特科状元有感而作，后寄回昆明悬挂于状元楼。

曾祖父十分爱惜人才，喜爱好学上进的青年学生。他通过言传身教， 要求学生守纪律，做学问要一丝不苟，他对学生一片真诚，爱才若渴，期望他们能够“青出于蓝胜于蓝”。

这些表现，正是他深深“东陆情”使然！

品格高尚 关爱学生

东陆大学（云南大学）时期的曾祖父，不仅以自己深厚的学识传授知识，他高尚的师德，更是受到大家的赞扬。他严于律己，每次讲课都要提前到课堂，说“宁可吾等学生，不可让学生等我。”他对学生十分关心， 如对经济困难的预科学生李乔在学习生活方面都给予帮助，说“你们彝人读书的太少，进大学的还没有，你要好好读书。”为了让他安心读书，他还定期给石屏李乔家中寄钱，以解其后顾之忧，李乔为此深受感动，勤奋学习，后来成为很有成就的彝族作家。又如张连懋，家庭困难，亲人逝世无法安葬，曾祖父便给予金钱帮助，还安排他在东陆图书馆勤工助学。学生李士厚在曾祖父的用心栽培下继承他的研究精神和研究成果，成为近代研究郑和的专家。云南昭通学生张希鲁，长期受到曾祖父指导，在考古及史学方面取得相当成绩。孙乐、于乃仁、于乃义、李如坤等学生后来也都成绩斐然，师生关系极为融洽……而当学生们要感恩送礼时，他却说：“焉有君子而可货取乎？”从不收取学生的礼物。

曾祖父在爱惜人才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0年前后，由于叛徒的出卖，早期中共党员、学习刻苦的东陆大学学生浦光宗不幸被捕，虽关在浙江，但曾祖父知道后，仍利用关系，设法营救他出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浦光宗任云南省交通厅长，为云南基础建设做出了许多贡献。东陆大学学生浦汉英、李子坚、还有一中学生杨东明等人被捕后，“袁先生心急如焚，寝食不安。”说：“能读书的学生都关在监狱里，这怎么行？”，于是积极奔走营救，亲自找到龙云要求放人，终于使他们先后得到释放。事后他还书写一副对联“自古大才难为用，故国平居有所思”送给杨东明，希望他心念国家危亡、民生疾苦和救国救民之道，记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做到“读书须识得头脑，为人要立定脚跟”。这就是先生教育兴国、知识救国的肺腑之言。

曾祖父倡议在校园内重修“风节亭”，并亲笔书匾，立于亭上，并在课堂上为学生们介绍“风节亭”的典故，抒发高风亮节的情怀，教育学生要有高尚的忠节品格，认真做学问，将来才能学有所成。他还要求学生们以“风节亭”为题完成作业，写得好的，他还给予表扬和奖励。

由于大家十分喜爱他的书法作品，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曾祖父便用他为世人所珍惜的“袁家书”写成讲义发给学生。他到校讲课时每每也都自备纸张笔墨，给学生和求字者（包括小学生）送墨宝，而且内容从不重  复。因此，他的墨宝有许多都收藏于民间。

同学们对曾祖父的学问、人品及敬业精神都极为敬佩，都尊他为一代宗师，并传赞他对学校、对学生的“东陆情”，大家均以能成为他的门生为幸事。

严于学问 著书不止

国学大师章太炎到云南讲学时曾拜见状元公，对老人家的博学有很高的评价，章太炎的学生刘文典曾说：“吾师余杬章先生（章太炎），尝游昆明，介征君犹子百举修士相见礼，与征君谈累数日，归谓弟子曰：‘袁君精研史学，吾不如也。’‘其推挹亦至矣，是《移山簃随笔》盖归田后随手札记，非甚经意之作，然贯穿经史，融会群书，凡所考订，皆至精确，愈足见征君所学，汪汪如万顷之陂，其博大精深，为不可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

在东陆大学任教的同时，曾祖父还致力于著书立说，他著有（包括学校的教材）《滇绎》《卧雪堂文集》《卧雪堂诗集》《卧雪堂联语》《卧雪堂日记》《卧雪堂家书》《卧雪堂诗话》《卧雪堂诗草》《讲义管窥》《读史札记》《昆明马哈赤碑跋》《云南通志》《云南大事记》《滇诗丛录》《滇文丛录》《诗经古谱》《清史稿》（部分）等共400多部著作，其中许多著作严谨地订正了不实的记载，许多著作在认真考察、掌握大量实情后向世人展示传承了优秀的中华文化。他对云南的历史人文风情等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后，创立了“滇学”，给后人留下了十分有价值的史料。著名航海家郑和的老家是云南晋宁的认定，以及相关的许多资料，就是曾祖父考证的，其中他写的《昆阳马哈赤碑跋》等，为后来许多研究郑和的专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依据。

这段时间，是他老人家作品最多最集中的时间。他始终实践着他“吾中国人也，读中国书，应有以光大中国之作，以报中国。云南者，中国之一部也，吾生云南，壮而游，老而归，六十年读云南书，应有以光大云南之作以报云南。”“滇之人，生滇爱滇，将以保永久之滇，不得不考古之滇，以兴将来之滇。”“滇存，吾存。吾存，滇存。凡吾滇人万众一心” 的理想。正如他编纂中国第一部教科书是为教育兴国，在浙江大力兴办学校，保护鲁迅等进步师生，保护敦煌文化，在东陆大学辛勤耕耘，培养出一批救国救民的栋梁之才以及极力解救进步学生都是为了教育兴国、知识救国，是在努力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是在“为国求贤”，是他一生爱国爱乡爱人才的具体体现。

曾祖父在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十五年的教授生涯，正是他不忘初心，以自己的追求，实现自己这毕生愿望的十五年，也是充满了浓浓“东陆情”的十五年。

（作者袁东为袁嘉穀直系曾孙、研究员。本文由袁嘉穀第五代后人袁讯参与收集材料，并参考袁继坤《袁氏家传》部分内容，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