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枪手，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毛泽东同志指出：闻一多“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49页）

　　闻一多和朱自清先生的性格是完全不同的，朱自清先生小心、拘谨、温文尔雅，从来不会厉色疾言。一多呢，豪放、爽朗，侃侃而谈，大声疾呼，有时候会声泪俱下。

　　一多从一个诗人学者变成一个民主斗士，有两个教员，一个是正面教员中国共产党，一个是反面教员国民党反动派。就时间而言，反面教员在前，正面教员在后。他从1943年后成为另一个闻一多，民主战士。一个纯粹的诗人，第一流的学者，追求唯美，推崇浪漫派，中年虽然归于平实还是成天在故纸堆中摸索，自得其乐的一个人，陡然一变而走上追求民主的道路，开始了战斗的生活！他要昂起头来过问政治。从不问政治到问政治，从无党派到有党派，这一转变，从客观环境说，是时代的逼迫。从主观认识说，是思想的觉悟。我们觉悟了我们昨天那种严守中立，不闻不问的超然态度，不是受人欺骗，便是自欺欺人。如果昨天我们是被别人捧为超然的学者专家，那么，我们今天确实是觉悟了，知道那种捧是不怀好意的灌米汤，因为只有我们超然，老爷们才敢放手他们的卑鄙的吃人勾当。

　　中国的现实教育了一多，这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贪污腐败，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军事上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全副武装对付共产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却节节败退。经济上通货膨胀，法币贬值，物价飞涨。对老百姓压迫剥削，要粮要丁，竭泽而渔。公教人员，薪水的百分之九十六被征发了，法币天天贬值，物价天天上涨，教授们有的做买卖，有的摆地摊，除了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人都活不下去了。一多从亲身的经历，眼前的现实，逐步认识了国民党的真面目，从崇拜到怀疑，从反对到仇恨。他一家八口人，家庭负担很重，无法过日子，生活穷困到了极点。但是，他有骨气，从来没有向国民党低过头。没办法过日子，就到中学兼课，一个月多得一担米。后来兼课兼不成了，便学刻图章，石章牙章都刻，靠着这手工行业，勉强养活大大小小一家人。在这种情况下，一多在讲堂上，在一些集会上，开始公开批评国民党了。

　　青年人也教育了一多，由于一多不隐讳自己对国民党的看法，青年中的进步分子包括个别地下党员，逐步围绕到一多的周围，讨论时事，交换意见，一多的政治倾向日渐明朗、坚定了。对当时他同辈的妥协的中年人，他严厉提出批评，在《联大八年回忆与感想》一文中说：这些年轻人，愈能识大体，博学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会挑剔小节。正当青年们昂起头做人的时候，中年人却在黑暗的淫威面前屈膝了。究竟是谁应该向谁学习？

　　也正在这时候，我们秘密组织一个座谈会，成员有十几个人，其中有一两个共产党员。座谈会的目的是学习共产党的政策和分析时事，计划斗争。地点有时在唐家花园里，有时雇一条船到滇池漫游。在这些会上，我们初步知道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统一战线政策及个人和集体的关系等道理。以后我们又得到《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区战场》等共产党的文献和《新华日报》、《群众》等刊物，大家如饥似渴地抢着阅读，对政治的认识日渐提高了。皖南事变，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面教育和共产党的正面教育之下，给了他思想的启迪，他懂得了“国家”的意义，他知道政治乃是阶级斗争。从1943年开始，一多便毅然加入了人民民主斗争的行列，在每次集会上，他都慷慨发言，情绪激动，斗志昂扬。

　　1944年7月7日，在云南大学举行了时事晚会，有人说这个会的目的是讨论学术研究。他大声喊：“饭都吃不饱，研究什么？别人不叫我们闹，我们就是要闹，国家到了这步田地，我们不管，还有谁管！”他不只是在学生、群众中，甚至在国民党军阀的时事座谈会上，他也激昂地说：“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他已从一个诗人学者转变成一个民主斗士。

　　1944年10月19日，在鲁迅逝世纪念会上，他承认过去骂鲁迅是错了，“鲁迅对，我们错了。我们要清高，清高弄得国家这步田地，别人说我和搞政治活动的人来往，是的，我们就是要和他们来往！”

　　一次清华大学考试研究生前，来了一些考试委员，大家便闲谈起来，其中有一个国民党御用专家，清华大学的权要故意问一多：“有人说，你们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尾巴，为什么要当尾巴？”他本期望一多会因此突袭而张皇失措，谁知一多答得极干脆：“我们就是共产党的尾巴，共产党做得对。有头有尾，当尾巴有什么不好？”这就把这位专家的词锋煞回去了，当时张皇失措的不是一多，而是这位专家自己。是的，一多的回答代表了当时我们一部分的政治路线，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坚持抗战，为人民办事，得到人民的钦佩，而国民党祸国殃民，无恶不作，遭人们的痛恨，好坏就是标准。

　　一多他不止是和共产党来往，而且勇敢地参加斗争。他受了共产党的教育之后，他对美国式教育也有了新的认识。1946年4月底，他在联大校友会上公开说：我们过去受的美国教育实在太坏了，教我们和人民脱离，几乎害了我们一辈子。在美国，受人家的歧视，但还不懂得帝国主义的性质。回到中国，看到封建军阀的专横，也不懂得封建主义的性质。做了教授，做了校长，有了地位，就显得不同，但是这些有什么了不起？别人又以为我们在骂人，可是不对的为什么不该骂？一多认识到力量来自人民，知道了真理是属于人民大众的。他对从军回校同学讲话时说：“不要以为有了知识就有了力量，真正的力量在人民。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知识配合他们的力量。没有知识是不行的，但是知识不配合人民的力量，决无用处，我们知识分子常常夸大，以为很了不起，却没有想到人民一觉醒，一发动起来，真正的力量就在他们身上，深信最后胜利必属人民！”1944年的护国纪念大会上，一多在青年人的欢呼声中登台讲话，他严肃而沉重地讲道：“因为要民主就必须打倒专制独裁！”大游行结束之后，他站在群众面前喊道：“这是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人民力量使反动者不寒而栗。”

　　1945年11月25日晚上昆明大学学生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一二一”惨案发生，他和学生一起向反动派进行斗争。一多说：“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在《“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中说：“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历史写下最新的一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如果愿望不能立即实现的话，那么，就让未死的战士踏着四烈士的鲜血继续前进，并且不惜汇成更巨大的血流，直至在它面前，每一个糊涂的人都清醒起来，每一个怯懦的人都勇敢起来，每一个疲乏的人都振作起来，每一个反动者都战栗着倒下去！

　　1946年3月18日，四烈士出殡的日子，一多在四五万人的行列前边走遍全城，当四烈士在西南联合大学安葬的时候，一多在暮色苍苍中站在墓前悲痛的宣誓：“我们一定要为死者复仇，要追凶手，追到天涯海角，今生追不到，下一代追！

　　1946年6月26日，民盟滇支部举行各界招待会，一多在大会上宣布“民盟的性质与作风”，并说：我们的手是干净的，没有血迹的，也永远不会有血迹的。我们就是要用这双干净的手拭去遍地的血迹，

　　我们民主同盟的人是极力反对用和平以外的方法解决国事的，所以我们反对内战，反对暴力，因为这些方法都是要把双手涂满了血迹的。

　　1946年7月11日，国民党反动派用他们的血手暗杀了一多的战友，民主同盟的李公朴。他跑去抱住李先生的遗体哭喊道：“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朋友再三劝告一多，已经有绝对的可靠的消息，是国民党反动派要下手了，叫他暂时避开，以防不测。在此前后，多次传说国民党反动派要暗杀一多。反苏运动起来以后，国民党起了一个名字叫闻一多夫，在昆明市中心近日楼的墙上贴满了谩骂侮辱的文字。关心的朋友劝他小心，他只是笑笑，并说：“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慰死者”？假如因为反动派的一枪就畏缩不前地放下民主工作，以后叫谁还愿意参加民主运动，谁还信任为民主工作的人？

　　1946年7月15日，一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李公朴夫人报告李先生死难经过追悼大会上，作了他“最后一次的讲演”，他拍案而起，像一头狮子似地怒吼道：“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了，可也看得见千万个继起的！因为真理是一定胜利的，反动派的末日，就是我们的光明！争取民主和平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就在1946年7月15日这天下午，李公朴先生追悼会结束两小时以后，他横眉怒对国民党法西斯的枪手倒下去了，死在他宿舍的门前。

　　一多先生死了，他为反对内战而死，为争取和平而死，为呼吁团结而死！他用嘴用笔唱出了石壕吏，画出了流民图，他站在暴风雨的尖端，他站在群众中间，他走在群众前边，他喊出人民的痛苦，非民主不能救人民，非民主不能救中国！一个人喊不中用，领导了学生来喊，光是学生喊不中用，领导更多的青年来喊，光是一些人喊不中用，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民来喊！于是学生、社会青年、大学教授、文化艺术工作者、工人加在一起，在昆明喊出要和平、要团结、要民主的呼声。他飘拂的长髯，炯炯的眸子，破烂的长袍，带着一根白藤手杖，出现在每一个集会中，每一次游行中，激昂的语调，生动的讲词，使每一个听讲人增加了信心，增加了勇气，他用诗一般的语言，丰富的内容，在喊前进！前进啊！只有前进！

　　从1943年到1946年，这短短的三年时间，这就是一多最后的道路，这就是他的千回百转的道路。道路是曲折的，但当他掌握了真理之后，他的道路就变成勇往直前的了。他的思想中也曾充满过矛盾，但当他站稳了人民的立场之后，一切矛盾都统一了起来，一切动摇都坚定了起来，他成为了人民的忠臣，为中国人民斗争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的血并不只是“染红一朵无名的野花”，也不仅仅是“染了他脚下的枯草”，而是染红了无数人的心，使千百万人站起来，为民主，为和平，为一个新的人民的中国而斗争。他用他的生命和鲜血写成了最壮丽的诗篇，雕绘了最好的英雄形象。他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他的刚强、正直、英勇的优良品质，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注：吴晗1937年应云大校长熊庆来之邀请，从清华大学转到云大任教，在云大文史系讲明史。熊庆来在文史方面很看重吴晗。他在清华开明史课，在清华乃至史学界早已崭露头角。他没有留过洋，没有镀过金，29岁就当教授，在中国教育界是很罕见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化精英，精通史学、杂学和戏剧，是明史专家。有三家村太史公、清华四才子之美称。抗战后期，他与闻一多等学者积极投身民主运动，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不畏艰险，奔走呼号。北平和平解放时，吴晗以军管会副代表身份接管清华大学，随后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主管文教，多有建树。十年浩劫，被诬陷含冤致死。“文革”结束后获昭雪，清华大学为他立石像于校园，并在其旁建纪念亭，曰“晗亭”。“晗亭”二字为邓小平同志书写。

史实资料及参考书：

吴晗：《论说谎政治》1999年2月  知识出版社

李广田：《闻一多选集》序，《李广田文学评论选》第四辑　1983年6月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大学老教授协会会员 何正芳收集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