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五六月间,全国部分城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爱国民主运动，简称“反美扶日”运动。昆明大中学生全体罢课投入运动。

“七﹒一五”是指：在七月十五日，昆明反动当局武力进攻罢课学生住地，学生则奋力反抗，进行激烈的斗争。这是昆明地区整个运动的重要标志，因此，这次运动普遍称为“七﹒一五”运动。

“七﹒一五”运动的特点是：第一，持续时间长；第二，斗争十分尖锐；第三，斗争形式更加多样。

罢课开始后，曾组织几次游行，其中一次全市性的大游行，直赴美国领事馆外围，用中英两种语言高呼“美帝国主义滚出去”、“中国万岁”的口号，途中还高唱“反动政府要垮台”的歌曲。

七月一日，少数学校分区游行并作街头宣传。我们云大附中从青云街游行至正义路、光华街口，在此作街头宣传。当几次演讲完毕，正在演话剧时，从正义路上端跑步下来一队警察，到光华街口立即戒严。同学们很快紧紧集中一起，由身强力壮的手拉手在外层围着。接着，一批便衣特务拿着手枪逼问“谁是×××”,并命令“自己站出来”。当然无人应声，他们就拉开外围的同学，拿着照片闯入人群抓捕。经过一阵寻找、争夺，多次出现两个特务押着一个学生走向远处的汽车。抓捕七八个学生后，特务和警察才撤走。

七月一日，多数学校并未上街，白天无人被捕，但是晚上，特务就到这些学校点名抓捕。

为了使运动能够安全地持续进行，地下党决定立即把全市坚持罢课的学生集中于云南大学会泽院和邻近的南菁中学两处，并采取力所能及的保卫措施，防止特务继续捕人。

我们云大附中和师范学院、中山中学集中于南菁中学。云大附中占用二层办公楼，师范学院住于两廂的教室和宿舍，中山中学则分至办公楼对面的三层大楼。

我们搬进南菁中学的当天，大门口陆续出现零散的军警和戴着墨镜与宽边帽的特务，有的竟对出入的学生进行盘问。学校中气氛紧张起来，防止敌人闯入学校捕人的措施应立即提上日程。

三个学校对整个校园无法统一组织防卫，各校只能在自己住地根据实际情况安排防务。

云大附中为了守卫二层办公楼，安排同学全部睡在楼上，楼梯白天开放，可在楼下活动，晚上则用桌椅牢固阻塞，这样楼上就成为一个封闭的“堡垒”。楼上多数是小房间，由于窗少而小，易守难攻，就交给所住的同学把守。防守重点是楼上两端各一个大房间，每间有六个大窗户，敌人便于同时从三面六窗进攻，因此每个窗户必须配备最强的防守力量。于是，一方面从高中男生中抽调最强壮者，固定两人防守一个窗户，要求一有警报必须立即带木棒到位；另一方面，在每个窗户附近堆放其他武器，有柴块和两个拳头大的石头，并在一间小房内堆放六箩纸包的石灰及部分柴块、石头备用。在当时条件下，作如此安排，已经是够妥当的了。

在南菁，云大附中还有一项任务，这就是每天要派一些同学上街，进行家庭访问，争取社会上的一些知名人士同情受迫害的学生，从而促使反动当局有所收敛。但外出的同学在大门外要受军、警、特的盘问和骚扰。为了保证安全，我们组织了一个“护航队”，选身高力强的男同学二十多人，手持童军棒或垒球棒，排成二列纵队，把外出同学夹在二列之间，从大门护送到云南大学西后门，外出同学由此通过云大校园从大门出去。有了“护航队”，外出就比较顺利了。

七月十日左右，各报同时醒目地登出教育部派专员刘英士到昆明“疏导学潮”的消息，接着又大肆宣传。学校门口的军警、特则逐渐减少，对进出的学生也不再过问。于是，学生中流传着运动将和平解决的猜想和小道消息，增长着乐观、轻松的气氛。

七月十四日晚，南菁中学学生会主席邀我到他宿舍谈天。他表示现在可以放松了，不必再考虑防守任务。我对和平解决虽多半相信，但也有些疑虑，担心反动当局故意施放和平烟幕。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格怕就是今夜敌人要攻进来”，这想法一说出，他就哈哈大笑，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可是几小时后，事实证明他的谬误。

七月十五日早晨，天还不亮，突然许多人从校园前方吼叫着冲进来，一边吹着军号，一边敲着脸盆等响器，不时还在煤油桶内放鞭炮，企图造成大规模武装进攻的声势。我从梦中惊醒，知道这是敌人攻进来了，但对这种“声势”则觉得好笑，简直像在闹着玩。然而我有守窗口的重任，不敢稍有松懈，立即披上衣服，拿着童军棒，奔向指定窗口，我的同守伙伴也同时到位。两人简单讨论了如何配合的问题，就全力注意楼下的敌情了。由于天黑，只发现人影密密麻麻，讲话声相当嘈杂，却尚无任何进攻迹象。

天亮后，可清楚看到楼下站着许多宪兵、警察、特务，有些人把办公桌搬到窗下，接着进攻开始了。宪兵站在桌上，企图抓住窗户底边翻身入内。我们先用柴块砸下，再用石头砸下，敌人出现受伤者，立即换人进攻。我们则有同学运来补充的柴块、石头，还有一些石灰，当柴块、石头用完，就把纸包的石灰抛下。这样坚持了约半小时，阵地“安然无恙”，但已失去了投掷的武器，只剩下手中的木棒，防守优势大减。

敌人暂停进攻，作下一轮的准备。他们搬来大实验桌，放在窗下底层，再垒上桌子或椅子，这样大大增加进攻者的高度，伸手就超过窗户底边，而进攻的宪兵都受过擒拿和翻腾的训练，手按窗底就能轻易翻入。第二次进攻开始了，他们把我们所砸下的石头反砸上来，以此掩护窗下敌人攻入。这样防守就很艰苦，既要躲避飞来的石头，又要用木棒封住窗口，有的同学受伤了，立即换人顶上。我们两人按商量好的配合办法，当敌人抓住一根木棒，另一人的木棒就劈头打下。由于窗下只能站一个敌人，我们这种“二比一”的打法，尚能保证窗口的安全。

激烈的战斗过程为一个插曲所打断。正当我们与敌人斗智斗勇时，突然背面窗户那边，有很多人忙乱的脚步声和叫喊声传入耳内。过了了一阵，我们看到楼下也乱起来，有人走动或跑动，忽然一声枪响，才逐渐平静下来，暂时进入休战状态。我们乘机向房内流动的同学打听，才知道背面有一个窗口被一个宪兵强行翻入，由于后继无人，我们守窗的和协助的同学就抱住他，有人用垒球棒朝头打下。此人脸上流着血，举着双手求饶说：“我是奉上级命令来的，不敢违抗，请你们饶命，放我下去”。同学们商量后就叫他从窗口下去，此人由于慌张而从桌子上滚下，立即被送往医院，不久传说已死亡。楼下不少敌人表现激动，扬言是学生把他推下，以至跌死。同学则说只是叫他“滚下去”，并无一人推他。

休战一段时间后，我们看到消防人员在布置长水管，估计敌人要用高压水的冲击来掩护进攻。我们两人商量好新的防守办法。敌人第三次进攻开始了，果然用水龙头同时向几个窗口喷水。但敌人未估计到云大附中的学生都有游泳和玩水的经验，并不怕水。我们有人用窗户玻璃测试水的力量，玻璃一碰到水，立即破碎落地，可见冲力很大。我和同伴用后脑壳对着高压水，忍着疼痛，用力站稳，眼睛无法看窗外，就用两根童军棒交叉伸出窗外，敌人一碰到棍棒，我们就用力戳下，这个办法还比较有效，敌人试上几次都未成功。房内其他窗户也仍然安全。敌人“水攻”失败，不得不暂停进攻。

上午九时多，听说省政府主席卢汉带人前来处理，劝说同学们主动撤出住地，避免造成严重后果。这时，师范学院和中山中学住地已先后被攻破，学生被迫撤出，有些还挨了打。我校“堡垒”虽尚完好，但领导考虑既无粮又无水，不可能久守，决定主动撤出，但要政府保证不殴打或虐待学生。得到保证后，我们恋恋不舍地放弃激烈战斗过而保卫成功的“堡垒”。

我们那个房间的同学，全身都湿透了，考虑到敌人可能要对我们加以报复，所以干衣服换得比较彻底，但却忽略了换鞋。撤下楼后，果然敌人要把防守此房的人找出，另行关押，鞋子的潮湿就是辨别的标准。我们被找出后，由于关押地方的限制，只能把我们与其他同学关在一个大教室，用粉笔“画地为牢”加以区别。夏天气温高，鞋子较快地干了，室内又无人看管，我们就先后移出“牢”外，与其他同学混在一起。敌人后来发现此事，已无可奈何。

几天后，云南大学会泽院三楼撤出的学生，也被押送到南菁中学，与这里的学生一起关押。

经过一周多的筹备，省政府和警备司令部共同举办的美其名的“夏令营”正式开幕，这实际上是大规模的集体关押，是军队守卫并加以控制的进行反动教育的“集训营”。随着“夏令营”内情逐渐外传，美名变成臭名而远扬。

出乎反动当局的意料，关在“夏令营”的学生并没有成为“顺民”，而是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展开新的斗争，用合法的、非法的多种斗争形式，抵制“夏令营”的活动。有的学生还暗地学习革命书刊，悄悄串连讨论全国形势，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

一个月后，“夏令营”结束。结果与反动当局预期的相反，既引起社会上更多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又使“受训”学生更多的由对政府的不满转变为直接投身革命。

                     云南大学离休干部 陈启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