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国内多所高校开设了五年制本科。1961年入学的大学生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刚好读满五年。正在着手的毕业分配被叫停，他们又在学校上了“文革”的一课，到1968年才分配工作，离开学校。这一届大学生成了绝无仅有的“七年制”本科生。

我们云南大学数学系61级就是其中的一个班级。

我们入学的时候，全班有61个新生，其中有6个归侨、11个调干生。编为一个大班，两个小班。七年中，人员有增有减，共有68人在这个班级学习生活过。到毕业分配时，全班60人参加分配。基本上保持动态平衡。

我们大学学习的前五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学秩序最稳定的时期之一。国家扭转了“大跃进”以来盲目冒进的路线，高等教育开始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一些条件差的学校、专业进行了撤并。我们报考大学的时候，系名为“数学力学系”，设有“数学”，“力学”两个专业。入学后才发现力学专业已被撤销，这让想学力学的同学感到有些失望。学制起初也是四年，到大二的时候才改成五年制。不管学制怎么调整、专业如何设置，“一切听从党安排”。当时的教育教学理念是“少而精”，强调打好基础。在校学习的五年中，我们共开设了5门专业基础课，8门专业课和2门专门化课程，还有3门公共课。课程不算多，但重点突出。像《数学分析》要开两年，《高等代数》，《解析几何》，《普通物理》，《常微分方程》，《数学物理方程》都要开一年。数学专业的“三高”（即数学分析，高等代数，解析几何）中任何一门只要有一个学期考试不及格，就毫不留情地作留级处理。老师经常搞“突然袭击”，课上到一半临时进行测验，目的就是要学生及时复习巩固。公共课包括政治、外语和体育。体育开二年，俄文开三年，政治课分为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各开一年，总共开设三年，足见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十分重视。除了强调基础，教学计划也为学生的专业发展留下了空间。到四年级下学期，全班分成“偏微分方程”、“常微分方程”、“计算数学”三个专门化，其课程标准已接近研究生水平。培养过程中，系里还非常重视实践环节。专业基础课和部分专业课安排了习题课，配备了专职的习题课教师。《普通物理》课安排了实验，每周安排一个下午做物理实验，每个实验都要认真撰写实验报告。1965年， 华罗庚 先生到昆明宣讲统筹方法。我们不但有幸现场聆听了他的演讲，毕业实习就到工厂、矿山、铁路去推广他的统筹方法。

云南大学具有优良的学风。时任党委书记兼校长的高治国同志在《光明日报》发文，响亮的提出“高等学校应该以教学为中心”。学校领导层努力排除干扰，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教学计划必须严格执行，课堂教学的时间必须保证。“三高”课程都安排了习题课，晚自 习时间 老师要轮流下班辅导。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很强。很多同学除了课堂学习的内容以外，主动扩展知识面。像苏联数学家菲赫金哥尔茨的《微积分学教程》，斯米尔诺夫的《高等数学教程》，库罗什的《高等代数》等巨著，成了大家争相阅读的经典。有的人还可以直接阅读俄文原著。图书馆、资料室里座无虚席，星期天的早上都舍不得放弃。逃课、抄袭作业、考试作弊是最可耻行为，没有人会这样做。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为代表的辉煌成就，激励着这一代青年学生去努力学习，争取将来为国家作贡献。

当时人才培养的标准是“又红又专”。陈毅元帅曾经做过一个精辟的比喻：“一个飞行员思想政治品德再好，但飞行技术不行，一上天就被打下来，这有什么用处呢？反过来，如果他飞行技术很好，却把飞机开到敌人那边去了，背叛了祖国，这样的人不是更危险吗？”“ 红”和“专”虽然相提并论，但“红”是更重要的标准。所谓“红”，就是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是“德”的最高表现。在当时，学习毛主席著作联系实际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向雷锋同志学习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大家的行动指南。许多人积极争取入团、入党，但是由于对知识分子的歧视根深蒂固，能够实现这个愿望的人不多。特别是家庭出身不好或直系亲属有政治问题的人，入团入党就根本无望。与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分歧公开以后，中国共产党连续九次发表评论，批判苏共公开信。国际形势严峻，国内阶级斗争的弦从来就没有松过。对青年学生而言，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反腐防变就成为重大课题。借着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以学习团九大精神为名，学校开展了一次整风运动。每个人都要深刻反省自己的言行，坚决与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决裂。我班有位男同学花了8毛5分钱理个发，为的是照一张好相片。这是个奢侈的花费，要知道那时一般男士理个发，剪、洗、吹全套只需2毛钱就可搞定。有的同学理发根本不用花钱，互相用理发推子推一下就可以了。这位同学主动“交待”了这件事，并作了深刻的自我批判。《云南大学报》以“8角5分理个发”为题作了报道，这个故事一下子轰动了全校。

劳动是向工农学习、改造思想的必由之路。学校每学期都要安排两周集中劳动，这要列入教学计划。劳动课时间，大家在工人师傅的带领下，养猪、种菜、锄草、积肥、维修校园。学校设有农场，内农场就在今天的东二院那个地方，外农场在团结乡的山头上。被安排到外农场劳动的同学，需要步行20多公里前往。白天上山干农活，晚上住在羊圈里，条件十分艰苦。不过那时大家都以艰苦为荣，安排工作时都争取干脏活、累活，积极表现自己。有时我们也要到农村去支援春耕秋收，记得我们曾到过龙潭（团结乡）、福海和西垻（大观楼附近，这里现在已经变成市区了）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时间虽短，但和老乡结下很深的情意。治理盘龙江，修建凉亭货场，我们都去做义务劳动，挥洒过汗水。

别看要做的事情很多，其实我们也有充足的课外活动时间。每天清晨，同学们在操场跑步做操。一口气围着田径场跑十圈八圈，不算难事。下午4点半以后，篮球场上、游泳池里、单双杆边到处是活跃的身影。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喜爱，参加科技、体育、文娱活动。多数男同学都会自己动手，制作矿石收音机、半导体收音机。同学们的身体素质普遍提高，多数人通过了国家制定的“体育锻炼标准”一级，有的达到二级标准。在学校的篮球队、排球队、田径队、体操队、歌队、舞队、乐队都有我班的同学作为骨干，文体活动明星辈出：王茂林是省航模队队员。黄庆铭是校男子篮球队队长，同时他还保持着校男子铅球的纪录。李韵如是校女子篮球队队长，廖作秀是校女子体操队队长。周永泰是校管弦乐队指挥，武敏是校舞蹈队的队长。刘安南打破了省大学生男子跳远、三级跳远的纪录，何振兴获得省大学生运动会 10公里 竞走冠军，张修道获得 5000米 、 10000米 长跑冠军。校庆40周年的时候，我班排练的舞蹈《快乐的青年》参加校文艺汇演，荣获一等奖。这些都是我们班的骄傲。

五年级下学期，我们分成6个组，由老师带领到昆明铁路局机修厂、车辆段、云南纺织厂、昆明纺织厂、新平大红山矿区、成昆铁路工地去实习。同学们和工人师傅、技术人员一起边劳动边调研，用统筹方法优化生产流程。在新发现的大红山矿区，同学们利用“保角映射”的原理来校正地磁异常数据，为探明地下的矿石储量提供依据。这次实习使大家有机会接触生产实际，体验到数学对生产的巨大推动力。在带队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写出优秀的实习报告，这是五年刻苦学习的结晶。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6月我们从实习地返回学校，原本以为即将进行毕业分配，不料“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改变了，包括我们的学制。中央下令让我们停止分配，留校参加“革命”。“文革”初期，“革命”的任务是“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学校里来了省委工作组，一切都在有组织的状态下进行。原来已经被打倒了的“右派分子”又被批斗一次，有的老师被羞辱、被抄家。张燮老师家的金条被抄走，后来下落不明。稍后，运动的矛头指向“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大量学有建树的专家受到冲击。学校里“揪”出了李广田副校长，数学系“揪”出了副主任杨光俊。再后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主要目标。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部长的高治国老校长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他的夫人、数学系的总支书记、深受师生尊敬的黄琴竹同志受到牵连，一夜之间被打倒。以上所列仅仅是受到打击的一部分老师，其实，平时认真教学，科研有所成就的老师，大多不能幸免。学生中划分“红五类”和“黑五类”，“唯成分论”甚嚣尘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大字报铺天盖地，广大师生个个惶恐、人人自危。从9月开始，同学们分批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回来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了，工作组撤离学校。“革命群众”纷纷造“当权派”的反、夺“走资派”的权，学校成了无政府状态。斗争的焦点集中到“炮轰省委”、“火烧市委”，“革命群众”分裂成两大派。各派都自称最革命、最忠于毛主席，把对方说成“保皇派”。双方展开唇枪舌剑的辩论，名为“辩论”，实际上是谩骂。 1967年 5月 28日 ，我们班的同学前往北教场部队卫生学校参加庆祝会，不料被另一派群众团团围住，困在礼堂里动弹不得。双方僵持一天一夜，第二天外面的人涌进礼堂抓人。很多人被抓，我班也有部分同学未能逃脱。被抓的人转送到昆明工学院四号楼进行审查，两天以后才陆续释放。这就是震惊全省的“5.28， 5.29” 事件，昆明市的武斗由此升级。到1967年年底，双方手里都有了枪。枪战时有发生，死人的事变得越来越多了。一天夜里，同学们正在熟睡，突然一声巨响，仅一路之隔的师范学院学生宿舍楼被炸塌一角。一夜惊魂之后，大家纷纷逃离，不得不投亲靠友，飘泊不定。到这时，当初的“革命”热情已经消褪殆尽，没有人还想这样没完没了的耗下去了。毕竟现实问题摆在面前，老大不小的了，还要伸手向父母要钱，于心难安。尽管从1967年7月开始，国家给61级发工资，但终日无所事事浪费青春，令人焦急。快点来吧，毕业分配！

1968年8月，终于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分配方案惨不忍睹：三分之二的名额要到边疆地州，在内地的名额要一杆子下到乡级中学，甚至是小学附设初中班。仅文山、红河、保山三个地州就有30个名额，而留在昆明的只有6个，（事后得知，留在昆明的同学命运也好不到哪儿，有的当了售货员，有的当了仓管员。没有一个是专业对口的，完全是糟践知识，浪费人才）。尽管大家都做好了到边疆、到基层去的准备，但如此的安排还是让人无法接受。况且，“当权派”已被打倒，谁来主持分配？我们毕竟是学数学的，很自然地就找到解决问题的“算法”：首先由个人填报志愿，把志愿表交给分配工作小组，由分配小组当众公布报名情况。假若某地有n个指标，报名人数m不超过n，则这m个人获得通过；若报名人数m大于n，则由群众投票决定，获票较多的前n人获得通过。没有获得通过的人和剩余的指标进入下一轮分配，下一轮仍旧重复上面的做法。这样，每一轮人数都比上一轮减少，所以这个“算法”是收敛的。这个“算法”残酷而管用，很快分配就尘埃落定。几家欢乐几家愁，同窗7年的学友就此分道扬镳。

没有毕业照，没有聚餐，没有毕业典礼，有的同学甚至没有领取毕业证书，大家怀着忐忑的心情各奔前程。云南大学数学系61级的班史画上了句号。

云南大学校友 云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 云南师范大学老教授协会会长 杨文泽

写于2013年4月，云南大学90周年校庆

附录：
1、  系领导

党总支书记：黄琴竹

系主任：卫念祖

副系主任：杨光俊

秘书：张年梅

班主任（辅导员）：陈彪，赵世伦，李根福

2、开设课程及教师

第一学期：数学分析（陈彪、陈明琴），高等代数（王俊民），解析几何（李觉先、王崇友），中共党史（胡正邦），俄文，体育。

第二学期：数学分析（陈彪、陈明琴），高等代数（王俊民），解析几何（李觉先、王崇友），中共党史（胡正邦），俄文，体育。

第三学期：数学分析（陈彪、陈明琴），常微分方程（徐天祥），普通物理（李家大、朱念麟），政治经济学（冯岗），俄文（沈耕云），体育（叶文法、周中秀）。

第四学期：数学分析（陈彪、陈明琴），常微分方程（徐天祥），普通物理（李家大、朱念麟），政治经济学（冯岗），俄文（习成功），体育（程智燊、周中秀）。

第五学期：复变函数（李陈恩），微分几何（杨炯文），数学物理方程（曾繁芳），哲学（宁业桢），俄文（习成功）。

第六学期：实变函数（陶琨），数学物理方程（卢孔昭），理论力学（王士魁、王重光），哲学（宁业桢），俄文（习成功）。

第七学期：计算方法（杨明芳），理论力学（王士魁、王重光），泛函分析（陶琨）。

第八学期：（偏专）线性抛物与椭圆方程（梅多文），概率论（王学仁）， （常专）（资料缺失）， （计专）（资料缺失）。

第九学期：（偏专）线性抛物与椭圆方程（梅多文），退化抛物与双曲型方程（杨光俊），偏微分方程（屈超纯）， （常专）（资料缺失）， （计专）（资料缺失）。

第十学期：实习，毕业论文。

3、云大数学系61级同学名单（68人）

车佩卿，陈慧华，陈水城，陈武钦，崔汝灿，杜衍庆, 段森华, 冯志远, 高泉福, 何振兴, 洪伟地, 后德昭, 黄克武, 黄庆铭, 蒋永革, 康益能, 雷治秉, 李宝弟, 李成陵, 李桂荣, 李国定, 李培章, 李庆兰, 李善昌, 李韵如, 李宗福, 梁新科, 廖作秀, 林宝桐, 林凤室, 刘安南，刘兴寿，罗本钧，罗纪华，毛凤学，彭嘉仁，钱本琥，邱玉起，师本才，孙树明，汤继武，王翠华，王茂林，王铨善，王文，王文奇，王秀贞，吴菊仙，武敏，徐祖华，严则丽，杨杰生，杨文泽，杨永恒，杨用贤，余保梁，岳明栋，曾桂华，张朝功，张福，张何光，张修道，张云昌，赵家骥，赵建成，郑鸿坡，周巧英，周永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