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任校长胡泮生( 1917 -2001)，任校长13年（1964年——1977年）。

胡泮生，原名胡湘芹，山东茌平人。1935年在山东省济南省立高级中学读书期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在博平县大陈庄一带参加山东博平抗日自卫队，任分队长。后任八路军先遣纵队第五大队副大队长、八路军115师华山工作团大队长、茌平县委委员，鲁西军区运东大队政委、鲁西军区第四军分区民运统战股股长、冀鲁豫一分区东阿大队副政委，冀鲁豫一分区六团、二团政委。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冀鲁豫一分区第十一团团长、政委、中共齐禹县委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17军51师153团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胡泮生先后任中共贵州安顺地委组织部部长、地委副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地方工业局副局长，中央地方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兼部党委书记，中央轻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昆明工学院、昆明师范学院党委书记。1964年12月调云南大学任党委书记兼校长。

胡泮生具有很好的教学理念，1965年他通过调研工作，在学校召开的教授、处级干部春节茶话会上，他由衷地讲：“办好云大，首先要坚持党的教育方针不动摇，认真贯彻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其次，是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这两点做不好，就办不好学校；这两点做好了，学校就有进步”。

就高等教育中出现的重要问题，带头身体力行地解决，1964年，毛泽东连续发表了有关减轻学生负担、增强学生健康的指示。其中特别提到“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实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不利于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云大为了贯彻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根据高教部关于高等学校增强学生健康，实行劳逸结合的若干的规定，结合学校情况，1965年10月29日，胡泮生主持召开校务委员会，通过《云南大学关于减轻学生负担，增进学生健康，实行劳逸结合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规定了减轻学生活动总量，减轻过重的学生负担，保证学生休息时间和自由支配时间。胡泮生认为学生负担过重，长期未能解决的根本原因是：(1)对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缺乏明确的认识，往往强调智育，就忽视了德育；抓了德育，又放松了智育，对体育更是长期忽视。(2)对学生不够相信，认为“不逼不出才”，对学生是“抱着养”，不是让学生“自己走”。(3)缺乏对学生高度负责任的精神。有些教师的教学是从个人方便或想显示自己的学问出发，不是从培养目标要求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行政部门也有不该学生办的事情交给学生去办的情况。(4)校外单位直接向学校布置任务，学校难以顶住。围绕培养德、智、体诸方面，又红、又专．又健康的学生这个目标，胡泮生在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的同时，加强了体育活动。他认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好的身体什么事都办不成，他把对体育的认识贯彻到减轻学生负担的工作中，大力提倡体育锻炼。为了开展体育活动，他因陋就简地增加体育设施，他与师生一起在东一院肩挑背扛，挖了一个达到国家标准的游泳池，这给云大全体师生开辟一个锻炼身体的好场所。时任云南省省长周兴也曾在游泳池游过，并对游泳池的设施给以好评。还协助体育教研室组建了一支男子排球队。他身体力行，带动其他校导参加体育锻炼。在1965年4月18日至19日的校运会上，很多校系领导、老教师都积极参加比赛。胡泮生参加了铅球比赛，并给运动员做技术指导。是一次参加人数多，取得好成绩的一次运动会。他趁热打铁在闭幕会上号召全校师生积极开展经常性的体育锻炼，练好身体，搞好学习和工作，在今后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使每个人都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

胡泮生在云大虽有十三年，但大部分时间是在“文革”的“靠边站”中度过。1966年6月云大正式投入“文化大革命”，不久，云南省委派驻文化大革命工作组，接着红卫兵运动，紧跟的是“造反派”的活动，全省形成“炮兵团”“八二三”两大群众组织的争论，武斗升级，此时“靠边站”，不能参加当时的相关工作。1968年上级派驻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工人阶级宣传队进校，促成革命干部、工军宣队、革命群众的大联合，继而成立云南大学革命委员会。胡泮生以革命干部的身份参加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核心小组。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胡泮生根据省委《关于认真贯彻中央16号文件，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罪行的通知》，发动群众对“四人帮”的罪行进行揭发批判。在中共云大革委会核心小组领导下，成立了云大清查办公室，清查本校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按照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检查学校现行教材，清理“四人帮”的言论、文章等。经过一年的揭批“四人帮”反党罪行，拨乱反正，纠正“文革”的错误等工作，使学校工作初见成效。

1977年12月6日他主持召开了校核心小组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在恢复正常的秩序后，学校如何尽快把工作重点移到教学和科研上来，如何调整学校机构和体制的问题，并将讨论的意见上报省委。其中写道：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学校工作千头万绪，许多方面都要从头做起。中央和省教育、科学领导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对我们的工作要求也愈来愈多，任务愈来愈重。目前，我校校系两级领导班子和组织机构、体制，同形势发展、工作需要极不适应。建议减少校核心小组和系党总支的行政事务工作，党政机构应迅速分开设置，改变校系革委会这一组织形式，恢复校长、系主任等职务，成立教学、科学研究顾问委员会等。省委有关领导高度重视学校的这一报告中所提的意见，并批示报告，要求各高校参照先行试办。就在转发报告的同一个月，胡泮生调云南省计划委员会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79年8月调天津大学任常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1981年任天津大学党委书记，1983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天津市顾问委员会委员，享受中央国机关副部级干部待遇。他离开云南后，仍常常关心云南大学的发展。

（云南大学老教授协会 刘兴育 古明清 阚家德）

（本文题材来自《校长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