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第七任校长高治国(1914-1998)，任校长五年（1960年—1965年）。  

高治国，字衡臣、建卿，山西五台县人，他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就读山西代县师范时，接受革命思想，于1936年12月参加山西牺盟会。1937年1月考入山西太原国民师范军政训练班，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被派遣到山西寿阳国民军军官教导第十一团一连任政治指导员。8月被上级指定为中共教导十团工作委员会书记，成功组建中国共产党教导十团工作委员会。1939年6月任山西第五专区保安政治部组织科长（秘密党委书记），其后相继任山西决死队第三纵队新七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河北邢台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分校第一大队政治指导员、八路军太行第一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长。1945年8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九旅二十六团政委，后任九旅副政委、党委书记，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十一军三十三师政委，先后参加上党、平汉、跃进大别山、淮海、渡江、进军大西南等重大战役。1949年4月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三十二师政委、中共四川大竹地委书记，其后任中央燃料工业部西南电管局局长、中央电力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1958年7月任云南省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云南省水利电力厅厅长、中共云南省委员会委员。1960年2月任中共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64年11月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65年1 1月任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高治国在云大五年中，力挽狂澜，强调并坚持以教学为中心，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全校师生在以他为书记的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尊师重教，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共同谱写了云南高等教育的新篇章。他常常告诫师生们，要“永远向前看、永远不满足”，获得全校师生员工的一致好评。  

高治国任云大党委书记兼校长时，云大刚刚经历了前任党委书记李书成（他于1960年调丽江地委）领导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大跃进”和1959年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同时学校也处在“教育大跃进”的汹涌浪潮之中。由于头脑发热，片面理解“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学校体力劳动大量增如，校内大办工厂和农场，成天安排教师和学生参加劳动，甚至以劳动代替教学；在教师中．组织“反法权”、“唱对台戏”、“火烧中游”，在师生中“插红旗、拔白旗”，批判“走白专道路”；前校长李广田教授对这些违反教育规律的做法很不满，指出：“这样下去，云南大学岂不是要办成云南小学了？”，前副校长杨黎原也对当时的一些做法提出批评。二人因此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并被免除行政职务。李广田被派去食堂管伙食，杨黎原则下放到昆明钢铁公司轧钢厂劳动。学校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的现象，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党中央及时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在1959年中央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学校教育工作应当以教学为主。但是，在全国“大跃进”不断高涨的浪潮中，中央这一指示精神很难认真贯彻执行下去。高治国到校后，一开始对“教育大跃进”的汹涌潮流，也是认识不清的，曾一度说过一些过头的话，有过一些过头的做法。然而他注重实践，敢于从实际出发。他深入师生员工中做认真的调查研究，仔细听取师生的意见。他将调查研究当做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他进教室听课，到学生宿舍察看，到老师家中聊天，与师生打球唱歌，到处都有他的身影，很快成为师生的知心朋友，大家对他无话不说。就这样，高治国在亲身实践中了解到云大的真实情况，弄清了云大师生最关心和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认识逐渐得到提高，便甘冒风险，着手逐一解决问题。  

经过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高治国充分掌握了学校的情况。在“大跃进”、“反右倾”、“反保守”的强大政治压力下，高治国毫不隐讳地指出自1958年以后云南大学违反教育规律的各种失误，检查和纠正了过去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这种坦荡的胸怀，受到广大师生的赞赏，特别是老师们的称赞，称他为“高青天”。他说到做到，同时大刀阔斧地整顿教学秩序。高治国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要继续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除了采取各种办法培养新生力量外，必须同时团结和依靠老知识分子，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丰厚的教学实践经验，共同办好全日制大学。为此，他提出云南大学的建设要“依靠两个五十一”，“两个五十一”的含义是指云大当时有教授、副教授51人，有老讲师（不含60年代评的讲师）51人，“依靠两个五十一”就是依靠这批老教师办学，高治国认为，书本知识是人类长期生产、生活、科研活动的经验总结，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必须受到尊重，认真学习。一般说来，教师的知识总比学生多些，学生应该尊敬老师，好好向教师学习。当然，教师也要尊重学生，虚心听取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意见、建议乃至批评，为学生解惑答疑，与学生一道共同探讨一些学习上的问题。只有互相尊重，互相学习，才能教学相长，共同进步。只有摆正这种关系，使教书的人有了积极性，才能把学生教好。云大“正因为有这么多老教师，云大才成其为云大”。所以，要办好云大，就必须发挥专家、教授、全体教师的作用。当时，他的这些主张，也面临较大的政治压力与风险，但他不为所动，坚持己见。他还是那句话：“实事求是。”他认为，“去了私心，就有可能坚持真理；去了私心，就用不着去迎合某些错误的东西”，他觉得，“这样做，不仅不会损失威信，相反的会更好地联系群众”。他坚信 “群众才是衡量你工作好坏的最大尺度”。“当你离开官位后，他们还怀念你，”为此，他平易近人地与师生相处，并耐心细致地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  

高治国直面当时教育界所存在的许多痼疾．大胆支持李广田、赵季等人“学校工作应以教学为主”的思路，大声呼吁“学校工作应以教学为中心”，“办好学校必须调动教师的积极性”。高治国认为，作为领导，要忠诚执行好党的方针政策，要虚心承认过去的错误或失误。云大作为全日制高等学校，应以教学为主，教学、科学研究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三结合。“学校工作应以教学为中心”这一指导思想在云大的提出并加以贯彻，使云大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学校清理、制订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管理条例，并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抵制了社会各界对学校工作的干扰。他到任经过一年多的整顿和建设，学校秩序又恢复了正常，云南大学又出现欣欣向荣的生动局面。  

高治国任校长的重大举措，在全国高等院校中引起良好反响，亦受到中央有关部门和新闻界的重视，以他署名文章《学校工作应以教学为中心》1961年4月7日在《光明日报》上全文发表；紧接着4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文章一开头就强调：“学校是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地方，因此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这句话揭示了教育的本质特征。文章进一步指出：目前要牢固树立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要扫除种种思想障碍，如：认为以教学为中心会否定党的领导，会否定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会使学生轻视劳动、忽视政治等。文章有理有据地予以分析说明，指出其思想的片面，并用云南大学贯彻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中心的实践，证明以“教学为中心”才能完成高等学校教书育人的使命。  

高治国的治学理念是完整的，表现在同年8月2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高治国的《办好学校必须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一文。这是前一篇文章的深化与提高。文章指出：在学校各项工作，特别是教学科研工作中，要注意听取教师的意见，有事同教师商量。当学校决定重大问题，要事先与他们通气，在要作出决定时同他们讨论研究，一旦决定了，就要依靠他们来贯彻执行。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起主导作用。至于有关讲课、实验、考试等教学问题，应由主讲教师为主。领导要尊重教师，不要任意干涉具体业务问题。这两篇文章概括了云大全体师生员工在教育改革实践中的共同认识，澄清当时教育界存在的一些糊涂观念和错误认识，回答了高等教育亟待解决的重要原则问题，探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规律。此时，教育部正在研究制订《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简称《高教六十条》），当他们看到这两篇文章后，专门邀请高治国出席有关讨论会，并将云大作为《高校六十条》的试点学校之一，大大提高了云大在全国的影响和地位。1961年9月15日，中央批准实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要求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服务。这有力地证明高治国的办学思想是正确的、有效的。  

高治国有着榜样和示范作用，他强调坚持以教学为中心，调动教师的积极性的办学思想与实践，特别是贯彻“高校六十条”中，不少大学慕名前来云大取经，例如，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曾专程奔赴昆明，向高治国求教取经。高治国形象地说：“上山砍柴，我要先问一问樵夫；下海网鱼，我得向渔夫请教；进入文化教育阵地，就该拜知识分子为师了。”说到他治校的“战略方针”时，高治国坦然地说：“先是良知和胆识，然后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不断总结，改革提高，持续上进。”高治国的短短一席话，言简意赅，不蔓不枝。清楚地说明了高治国的领导艺术。  

（云南大学老教授协会 刘兴育 古明清 阚家德）  

（本文题材来自 《校长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