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云南省的最高学府，云南大学可谓人杰地灵。建立在明清贡院旧址上的这所学校积淀了悠久的传统文化，还有着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云南大学内有一个三百多年前的大地观测点，这是我国除北京观象台外，唯一原测经纬度的确切点位，也是我国进行天文大地测量的实物例证。

文津楼前的遗迹

已过中秋的云大校园，没有一丝萧索的样子，树木枝叶繁茂，草坪里芳草青青，美丽的银杏道刚被秋霜浸染上一点点嫩黄色。蜿蜒曲折的石子路上，几只小树鼩在寻找食物，一不留神，跃过我的脚背，轻快地跳上了树干。清晨的阳光穿过树枝，柔柔地洒在草地上，三三两两的学生在树影下专心地看书，我和其他走路的行人一样，慢慢放轻了脚步，一种无法言语的宁静自心底升起。

在云南大学文物办李文元老师的带领下，我站到了云南第一天文点前，它离会泽院不远，就在钟楼附近的文津楼前面。第一天文点就外观来看，非常不起眼，一个长方形的石标台基分为两层，上层是一个小括号形状，正中有一个圆形的矮石柱。据先前五华区文管所的负责人介绍说，这个圆柱正是天文点位，它是一个洞，直径为34.15cm，深28.5cm，洞底精刻着复测时候得到的数据。我们现在能看见的只是圆洞的外观，它上面加了直径60cm、厚26.5cm的扣榫石盖。台基后部是两块大理石碑，整个文物背西面东，紧靠文津楼，前面一条林荫小道，小道另一边是草坪和钟楼。

石碑上的测绘记

隐于树下的第一天文点，最醒目的还是台基后部两块相连的大理石碑。其中一块的碑文内容为：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云南第一天文点；云南省人民政府一九九三年公布； 昆明市人民政府一九九七年九月立。另一块则介绍了该点来历：“云南第一天文点，我国早期大地测量定位标志。始测于清康熙四十九年至五十七年（1710-1718年），初测数据为：云南省昆明县北极高25°6′，京师偏西13°38′。1934年云南省教育厅、云南大学、昆明市一得测候所发起复测，数据是：东经102°41′58.88″,北纬25°03′21.9″。是我国除北京观象台外唯一原测经纬度的确切点位。具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1993年公布为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云南省人民政府一九九三年公布；昆明市人民政府一九九七年九月立。” 　　

李老师告诉我，这个长2.38米，宽1.77米，高0.5米的石标台基两侧都有文字。南侧刻有当时云南大学校长何瑶题写的“云南大学天文点”七字；北侧，则记述了复测的经过和结果。因离地面极近，露天的台基碑文上已经蒙了一层泥沙，近半数难以分辨。我用废报纸将覆盖在碑文上的泥沙擦拭干净后，全文非常清晰地显露出来： 　

云□□（此二字模糊不清）地经纬度自二百二十四年前初测，云南府昆明县北极高二十五度六分，京师偏西十三度三十八分，至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冬，由云南省政府教育厅、云南省教育经费委员会、云南通志馆、云南省立云南大学、昆明市一得测候所发起复测，大学校长何瑶主其事。十二月十九日夜七时起，在大学体育场用六十度等高仪，天文时计、无线电收音机，实行试测。是后四夜，正式测量，观镜者沈文侯，记录者浦光宗，读表者陈秉仁，共计测星二百，结果较前精密，并测真子午线一测处定为云南第一天文点。特立石标为志。

被遗忘的天文点

李老师简要地给我介绍了云大的早期历史，云南大学的前身东陆大学于1922年12月18日创立，1923年4月20日举行隆重的校本部（会泽院）奠基及开学典礼。1930年董泽因学校改组而辞职，副校长华秀升被提为代理校长。其时东陆大学已由私立改为公立大学。1932年９月华秀升离职，时为工学院院长的何瑶被提为代校长，暂行兼代校长一职。何瑶兼代校长职务一直到了1937年，才由著名的数学家熊庆来正式担任省立云南大学校长的职务。1934年云南第一天文点的复测工作，正是何瑶兼代校长时候主持的。问起当年的复测人员时，李老师告诉我，要想找到71年前参加复测工作的人，几乎已经不可能了。后来我从一些资料上得知，观测者沈文侯先生是从南京派来的，记录者浦光宗先生则为云南大学工学院教师，读表者陈秉仁，正是一得测候所的所长陈一得先生。 　　

李老师说，自云南大学文物办1997年成立起，该文物就一直保持着这个样子。因为是石标台基和大理石碑构成不易损伤，故而没有动过，但保护工作一直都在做。学校在天文点附近盖房子时，文物办事先就将文物的保护范围划了出来。文物办下一步准备为第一天文点做一个铁栏杆，将它围起来保护。遗憾的是，校园内的第一天文点，就学校范围内来说，知道的师生也不多；偶尔有好奇之人驻足观看后，才知道这里原来是云南第一天文点。

天文学家陈一得 　

我对于天文的直观认识，恐怕来自诸葛亮，打小就对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神奇人物心怀景仰。那种舌战群儒的大将风度，轻易将人折服。对他们抬头看天，便知风来雨到的才能有说不出的神秘感。抛开对古人的迷信，我对现代气象学和天文学简直隔了千山万河，所知寥寥。而在对云南第一天文点的采访中，我得以“认识”了一得测候所和它的创办人陈一得先生。陈一得（1886-1958年），原名秉仁，字彝德，近代天文学家，云南盐津人。1927年在钱局街创办了云南省最早的气象观测所，私立“一得测候所”。1936年，任昆明气象测候所首任所长。首创“步天规”，绘出第一张《昆明恒星图》。1937年搬至西郊太华山，又名太华山测候所。建国后，历任云南气象学会主席，云南省博物馆馆长等职务。陈一得先生是云南现代气象、天文、地震学研究开创人、拓荒者，对云南的气象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了寻找78年前昆明的第一家气象观察所，我来到了钱局街。站在300多年前因建立宝云钱局而得名的钱局街，我猜想它必定已经不是过去的样子了。街道两边有各种时髦的服装店和小吃店，只有靠省图书馆和讲武堂一段，是一面围墙，书里看到的低矮民房早被钢筋水泥建造的高楼取代，没有了老昆明的味道。怀着一丝惆怅，我开始寻找门牌号。关于“一得测候所”的门牌，有两种说法，一说在钱局街83号，一说在53号，当日没有留意53号，但找到的83号,已经靠近坡顶，是一排服装店。其中一家的老板告诉我，八家铺面都是83号，房主是昆明市国土资源管理行政执法支队。再问该单位的门卫——一位在钱局街住了10多年的叔叔说，从没有听说过这么一个测候所。另有一位附近小学的老师也表示，自1993年来此工作，从没有听说过陈一得和测候所。而原先住在钱局街的老人们要么搬走，要么过世了。

三百年前大测量 　

关于清康熙49-57年（1710-1718年）的大地测量，很少有人清楚。康熙为何发起？如何开展？哪些人做？近三百年前的“测量”又是采用什么工具和方法？面对这许多的问题，我咨询了不少单位和个人，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最后，还是找到云南省测绘局。9月28日，我来到了测绘局档案馆汪馆长的办公室。原来，云南第一天文点正是云南省测绘局档案馆于1993年向政府申报的文保单位。汪馆长介绍说，测绘局在1991年3月发现云大校园内的天文点后，对该点进行了考证。十八世纪欧洲各国刚开始或正进行大地测量，而中国却在康熙年间完成了全国实测天文大地点640处的工作，开创了经纬度与地图融为一体的先例。287年来，仅仅剩下北京钦天监观象台和云南第一天文点是原测经纬度的确切点位。这是中国大地测量开端的实证，也是关系到历史文化的重要测绘史迹，可以说是稀世测绘历史文物。对于康熙年间的大地测量，我国缺乏完整详细的记载。档案馆在考证时参考了法国人杜赫德神甫编纂的《中国地理、历史、政治及地文全志》（1735年巴黎版）一书。在该书中，杜赫德神甫较详细地记载了该次大地测量。书中记述了康熙决定绘制地图的原因，以及传教士们执行这项任务时采用的方法。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后，按照康熙皇帝的旨意，绘制了北京地图。图成后，康熙发觉欧洲的测绘方法精度很高，于是决定以同样的方法测绘全国各省、包括所属全部鞑靼地区。测绘开始的具体时间，是西历的1708年7月4日。 　　

据杜赫德神甫在《中国地理、历史、政治及地文全志》第四卷中的记载，1714年，日耳曼神甫费隐和奥古斯丁修士潘如遵圣旨前往川滇两省测绘地图，他们在云南选择了30个点。就在该卷末，附有《耶稣会传教士奉康熙帝圣旨绘制中华帝国地图所用部分经纬度表》，共列有全国实测天文大地点640处。两位神甫在川滇的工作很艰苦，1714年12月25日，潘如病逝于云南阿佤山，教会又派出另外一位神甫到云南接替他的工作。 　　

传教士们在测量过程中，“用三角法通过已知点测定未标定的地点，因为经过深思熟虑，我们认为采用三角测量法最佳。”他们为绘制地图，以观测术求得纬度，用三角测量法测得经度。而经度是以通过北京的子午线来计算的，没有以通过巴黎的子午线来推算，因为当年的传教士们恐产生误差。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在“云南第一天文点”记录的是：云南省昆明县北极高25°6′，京师偏西13°38′。康熙帝对这次大地测量相当重视，在北京测绘时，曾亲临观测点。档案馆的冯公说，康熙年间的大地测量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测绘事业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创举，即使以全世界大地测量来说，也是空前的。 　　

和其他古迹一样，知道云南第一天文点的人，少之又少。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曾按114查询的电话号码，给云南省天文台、云南省气象台等单位打过电话。接听电话者无一人听说过“云南第一天文点”以及“一得测候所”，并以“工作繁忙”为由谢绝了记者的进一步采访。其中省天文台有三个办公室的号码，省气象台一个号码。最后能找到近三百年前的记载，还是记者从云南省测绘局得到了云南省测绘局档案馆汪馆长的办公室电话，方才解开心头疑窦。

《生活新报》记者林清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