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熊庆来

　　第四任校长熊庆来(1893～1969)，任校长12年（1937—1949）。熊庆来，字迪之，云南弥勒人。他幼时读私塾，1907年考入昆明云南方言学堂。1913年考取公费赴比利时学习矿业，1914年8月，他转往法国，改学数理，在法国七年，先后就读于巴黎大学、马赛大学等校并获蒙柏里大学理科硕士学位。1921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大学等高校，后经叶企荪推荐受聘于清华，1927年受聘任清华大学算学系系主任。1930年代理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兼地理系主任，1931年到法国研究函数数沦，1932年获法国国家理科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仍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1936年省立云南大学发生学潮，校长空缺，时任云南省主席龙云四处物色校长人选，龙云夫人顾映秋推荐熊庆来，熊庆来提出“争取云大改国立，省政府不干预学校行政、人事以及增加学校经费”的要求和条件同意的情况下，他接受聘请，于同年8月1日到云大视事，1937年起正式履行校长职责。

 熊庆来在总结东南、清华大学办学经验的基础上，既以清华为蓝本，又从云南实际出发提出了自己的办学理念。这就形成人们对他的“以大清华”办学模式的赞誉。我们还可从他创作的《云南大学校歌》的歌词“太华巍巍，拔海千寻。滇池淼淼，万山为襟。卓哉吾校，与其同高深。北极低悬赤道近，节候宜物又宜人，四时读书好，探研境界更无限。努力求新，以作我民；努力求真，文化允臻，以作我民，文明允臻”中，看到他对云大的热爱和希望，反映了他“求新、求真”的办学思想，在云大任校长12年间，他历尽艰辛，“在个人生活极艰苦之时”，“学校环境极动荡之际”，仍兢兢业业，为国育才，奋力办好云大。其着力推进内外两方面工作：“内则力求加强教学工作，培养研究空气；外则时谋与国内外学术机构联系，或物质上的补助”，具体概述如下：

 1、师资，提高学校地位

 熊庆来认为“教育学术为百年大计”，要把学生培养成具有“诚、正、敏、毅”品质的人才，教师是关键。因此，他首先采取设置讲座席，由专家担任，薪金由中英庚款基金会补助发给，其次，采用借聘方式，方便引进，三是对有真才实学的新秀，大胆携用，如吴晗，时任清华任讲师，从事明史研究，崭露头角，便把他作为教授聘任到云大文史系任教。熊庆来筑巢引凤，把京、津、沪等地以及中山、中法、同济、华中等大学和一些研究机构的大批名流学者延揽来校执教。当时，其专任教授最多时达到187人，兼任教授40多人，特别当他预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必有部分教师将随原来的离开云大时，他又采用如下措施保存高水平的师资队伍：(1)争取云南籍教师继续留任云大；(2)延揽一批不能或不愿复员的学者、专家；(3)延聘一批留学生执教；(4)培养本校青年教师和优秀毕业生。因此，抗战胜利后，在迁来云南的大学、研究机构纷纷复员的情况下，云大教师阵容依然较为整齐，至1949年仍有教授140多人。

 2、立足本省，发展院系学科

 熊庆来在扩充院系学科时，处处注意到地方需要，扎根云南。在成立医学院时，他说：“其目的，一方面在培养社会需要之医生，一方面即在开发西南，谋解决医药上之困难也。”实践证明，凡能与本地区特点结合紧密的院系学科，根子扎得深，发展比较快也较稳定，成效也显著。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熊庆来对云大院系学科逐步作了调整和扩充。云南大学原来的两个学院(文法、理工)、7个系(教育、法律政治、经济、中国史学、土木工程、矿冶、数理)和一个专修科(医学)，到1946年．已发展为五个学院(文法、理、工、医、农)十八个系(文史、外语、法律、经济、政治、社会、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矿冶、土木工程、铁道管理、机械、航空工程、农艺、森林、医疗)、三个专修科(电讯、蚕桑、采矿)、两个研究室(西南文化研究室、社会学研究室)，以及附属医院、疗养院、凤凰山天文台、附中、先修班、农场、林场等机构，成为当时西南地区学科门类较为齐备的一所高等学府，不仅为云大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新中刚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时，云大的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能相继独立，发展成为昆明工学院、昆明医学院、昆明农林学院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3、充实设备、培养研究风气

 熊庆来认为“大学的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之生命与精神”。 “其生命表观于所有的教学工作、研究工作，以及师生之种种高尚活动”；其精神，内则表现于教学之成绩，钻研结果，与夫德行之砥砺，外则表现于师生对社会之影响，校友对社会国家服务之努力。”其实质是要求学生成为有用之才，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也是他孜孜以求的“求新”、“求真”精神的体现。

 熊庆来深刻认识到，要培养浓厚、活跃的学术风气，没有一定规模的图书资料和仪器没备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当时云大的图书资料和仪器没备都极其简陋，例如，1936年底统计，全校图书仅4万册，仪器仅700多件，标本仅23件，要开展研究工作，实在困难。解决之道，主要是找钱。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文化教育濒临绝境，拨给云大的教育经费本来就少得可怜，连维持正常的教学运转都有问题。但熊庆来没有被困难吓倒，他到处奔波，寻求资助，“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使各系的教学没备得到允实。他还力促各院系以合作方式与有关单位合作，开展研究活动，例如，社会学研究室1939年在教育部、中国农民银行、美国罗氏基金的资助下，对云南农村经济、乡镇行政及工区、工厂的劳工状况进行调查，后又得省经济委员会资助，将调查成果出版刊用。这些调查受到国际重视，译成英文，编入太平洋会报告和哈佛大学社会学丛书。通过这些活动，不仅弥补学校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的不足，培养了学生的能力，使学校也获得资助，从而促进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扩大学校的影响。

 出版学术刊物和丛书，是培养和鼓励师生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鼓励各系师生成立各种学术研究会、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和竞赛活动是培养研究风气的重要途径。熊庆来在1949年4月的一篇文章中感言“姑以一年来之情形言之，因时局剧变，财力艰难，物价狂涨，待遇调整，远不能适应需要。同人物质生活，每濒绝境。然弦歌从未中辍，而课外之研究工作，继续推动者仍复不少，以因深感庆幸。”

 4、严格要求，提高学生素质

 熊庆来对学生要求很严，严格要求，是使学生成为有用人才的必经之路。他任校长伊始，开始整顿学风，整顿校纪，严格考试制度，纠正考试中的作弊行为，修改制定学则，严格加以施行。他规定学生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三分之二，学期考试成绩仅占三分之一，参照西南联大办法，规定入学录取线，招录新生。

 熊庆来在注重学生质量的同时，也注意数量的增加。例如，1936年在校学生人数只有302人。学校规模太小，不利于文化教育和建设事业的发展，熊庆来到校后，积极采取措施，扩大学校规模，增加入学人数。一年后，在校学生增加到680人，至1949年夏增到1500人，比1936年增加了5倍。

 纵观熊庆来校长的一生，他是为人师表的楷模，大学校长的榜样。

                              本文题材来自《校长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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